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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贺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骆坚忠）黄姚景区大门外林荫覆盖的钱兴烈士广场，原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钱兴烈士的塑像庄严伫立。身材高大挺拔的他佩带眼镜，昂首凝神，斯文沉稳中透露出威武不屈的气概。

钱兴1933年考入中山大学。1935年12月，北平学生爆发轰动全国的“一二·九”运动，广州学生也在“中青”的领导下，很快就掀起了抗日爱国的运动高潮。在“中青”核心小组的钱兴组织学生举行全市学生游行示威。反动军阀陈济棠对学生怕得要死、恨得要命，他遣派特务，预先埋伏在荔湾桥下，当学生队伍来到，就突然跳出来挥动用报纸包着的铁棍向学生劈头打来，学生们的鲜血染红了荔湾桥，染红了桥下的流水，这就是“荔湾惨案”。

敌人乘势大搞白色恐怖，下令通缉中大学生代表会。这时，钱兴处境很危险，大家劝他暂避一下，但他认为，越是紧急关头，越是需要有人来稳定局面，坚持斗争。他和同志们连夜起草和油印了谴责当局破坏学生爱国行动的《抗议书》。

蒋介石发动“四·一二”大屠杀以后的几年，广州市的党组织屡遭破坏。1936年4月，中共北方局指示广州在“中青”的基础上建党。1936年8月7日，钱兴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钱兴很爱自己的女儿，但为了党的事业他能狠心“抛弃”她。

1940年，当他抑制着悲痛掩埋了因病死去的大儿子之后，他们夫妇又有一个女儿(凤阳)。那时是在闽南，国民党正疯狂地推行反共政策，大举破坏我党根据地，中心县委机关被迫经常转移，为了安全，往往都是在漆黑晚上行动，走的又全是崎岖难行的山路。凤阳出生后第一次转移，他见妻子身体还未完全恢复，便由他背女儿，背好后，他却说：“你要作好思想准备，万一孩子在路上哭起来，妨碍队伍安全，我们必须牺牲孩子。” 幸而孩子在父亲的背上一直甜甜的睡觉。事后，为了保证以后每次行动的顺利和安全，便设法把孩子寄养在群众家里。解放后把孩子找回时，已经11岁了。

1940年冬，钱兴被组织调来广西桂林，组织成立广西省委，他任书记。

1942年7月9日，桂林发生“七·九”事变，由于叛徒的告密，7月10日晚上,反动派到钱兴的住所进行抓捕，在房东的掩护下钱兴夫妇从后门转移。次日一早，搭乘第一班火车离开桂林辗转来到了贺州。这班火车开出后，敌人下令封锁了水陆交通，连续三天在全市进行大搜查。

此时，广西地下党与上级党的关系完全中断，这对钱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。他冒着白色恐怖一地一地去探访，布置紧急撤退，转移隐蔽，把叛徒认识的有可能暴露的同志撤走，因“七·九”事变断了关系的同志设法一个个联系回来，遵照中央“隐蔽精干，长期埋伏，积蓄力量，以待时机”的方针，逐步把党组织重新建立起来。

与上级失去联系的钱兴极为艰难。为了隐匿身份，眼睛深度近视的他不能戴眼镜，加之右手残缺，艰辛的农村劳作对他来说更是痛苦。但他以惊人的毅力，一面发展养鸡，一面积极垦荒种植，还烧石灰卖挣钱。钱兴对农作物护理很认真，附近的肥不多，他就每天傍晚跑4公里到牧场挑两担牛粪回来。有一天，一只母鸡找地方生蛋，结果把煮好的一钵粥打翻了。本来粮食就稀缺不够食用，被母鸡这么一弄，他妻子邹冰情急之下就用竹棒去追打母鸡，钱兴马上阻止说：“母鸡不懂事，你自己没有把粥放好，反而怪罪母鸡，它可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呀！”邹冰乐了：“赶一只鸡哪里也有这么一番理论可说的。”

1944年冬，日军侵入广西，钱兴领导全省党组织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斗争。1945年他将省工委机关迁到昭平黄姚镇，与从桂林疏散到昭平的各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广泛合作，建立统一战线，利用《广西日报》昭平版报社和黄姚中学，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，并建立中共黄姚支部培养革命力量。同时，设法与中共南方局接上头，恢复了广西地下党与中央的直接联系。

1947年9月，西江区工委成立，领导桂东特委党的工作。钱兴调任粤桂湘边工委副书记和粤桂湘边纵队副政委，兼管桂东工作。

1948年秋，我西江纵队遭到敌人的猛烈进攻，主力部队转移。钱兴和一些伤残病员留下断后，被敌人包围，他们突围而出，队伍也被冲散了。钱兴和战友吴凡向怀集走去，路上天降大雨， 路经一户人家（有说是粥店）进去避雨烘衣。这家人就向敌人报告，于是来了几个“民团”……激战之下钱兴已机警地冲出门外，但回头一看，吴凡同志还在里面，便转回去把吴凡拉出来。那些“民团”追出门来，他俩就向不同的方向跑，那时天色很黑，吴凡跌下田里，晕了过去，醒来听见几声枪声。事后，吴凡到预先约定的地方，但再也等不到钱兴的到来。

牺牲时，钱兴年仅39岁！